完善办学制度建设新时代中外合作大学

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相结合的“中国路径”，自2004年建立第一所宁波诺丁汉大学之后，稳步发展至今已有9所。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在办学实践中取得了哪些经验、遇到了哪些问题？对丰富我国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有何借鉴？新时代背景下，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定位是什么？为此，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现有9所独立设置的中外合作大学（以下简称“中外合作大学”）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分别与15位校领导（包括4位外方校领导）进行了深度访谈，与20余位二级学院院长和职能部门负责人、近50位中外籍教师以及80多名在校生（含研究生）进行了座谈。

探索一条本土创办国际化大学的道路

中外合作大学为在中国大地上建设国际大学开辟了新道路。通过由中方担任独立法人或由中方在董事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治理架构设计，确保了办学方向。现有的9所中外合作高校中有6所高校理事长由中方人员担任，2所由外方担任理事长，理事会成员构成中中方人员占比超过外方。党的建设工作在中外合作大学也顺利开展,并得到外方的理解和尊重。实践证明，中外合作办学不失为一种能较快促进学校地区高水平合作办学的中国路径，也为世界高等教育合作贡献出了中国方案。

中外合作大学从嫁接到深度融合、创新，彰显办学活力。中外合作大学从最初简单的引进学科课程，逐渐发展到融合中西教育体制、创新教育理念和培养模式，有些学校已经形成自身的办学理念，并指导新的办学实践。比如，西交利物浦大学已经将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和模式运用于二期建设。中外合作大学的招生生源和毕业生就业升学情况均表明，中外合作大学不仅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受到用人单位的认可，亦受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认可。上海软科发布的《2019年中国最好大学》排行榜显示，在涵盖全国1000所大学的生源质量排名中，仅有4所排在前200名，其中建校仅仅15年的宁波诺丁汉大学排在第55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届本科毕业生平均年薪达13.75万元。

探索出一条国际化环境下立德树人的可行路径。各校将思想政治课与通识教育进行创新融合，将全球视野与中国文化有机结合，站在全球人类共同体的视域设计中国文化类课程，引导学生审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培养其民族文化自觉和民族责任感。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课外实践活动和学生社团活动，让学生把课内和课外学习有机结合，弘扬爱国主义教育。中外合作大学还架起了中外民间人文交流的“请进来”渠道，不同文化背景人员通过合作办学互相加深理解，为中外人文交流奠定了民心基础。

中外合作大学面临新矛盾、新困惑

中外合作大学的建设充分说明中国特色的中外合作办学制度对促进中外高等教育合作是切实可行的，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趋势是健康平稳的，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满足了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多元需求。但是我国中外合作大学建设仍面临一些新的问题和困惑。

第一，中外合作大学健康发展与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颁布于2003年，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是该制度设计的主要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是扩大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支撑，国家和社会对中外合作办学提出新的要求。中外合作大学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定位和方向都要进行相应调整。部分法律法规相互衔接配套不够，配套政策和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加迫切需要出台港澳台与内地高校合作办学更加有针对性的政策。

第二，中外合作大学的合作与独立之间的矛盾。目前中外合作大学在运行模式上主要由中方负责学校的行政服务工作，教学与课程设置、师资配置、质量保障等核心内容主要由外方负责，质量标准主要依赖于外方高校的质量保障体系。中方合作高校在合作办学中普遍存在缺位现象，在合作办学过程中的参与度不够，合作方的作用尚未发挥到位。未来中外合作办学的独立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增强独立性、是否需要建立一套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国际质量保障体系接轨的真正适用于中外合作大学的质量保障体系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中外合作大学面临持续高水平发展困惑。从投入看，中外合作大学的合作动因和模式各不相同，有政府推动的人文合作交流项目，有社会知名人士推动的项目，也有受学校或地方政府强烈需求推动的合作项目。但这9所大学在合作过程中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支持。长远来看，如何实现学校的自主发展，实现中外合作大学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亟待思考的问题。

发展中外合作大学呼唤新要求新举措